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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益改变城市对乡村的掠夺

时间:2014-2-14 15:30 | 作者:张五明 | 编辑:lifei | 点击: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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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否伤害了乡村?在当下公共话语的表达框架中,这显然是个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

反对者认为,过去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红利已经惠及到整个社会,尽管城市的变化比乡村更加鲜明,但不能否认的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将赚来的钱投入到家庭生活的改善上,这对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有着强有力的推动。

然而,在支持者看来,比起城市通过雇佣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的资本积累,乡村的变化不仅微不足道,更像一种悲剧。

除了劳动力过度输出带来农村经济的“缺血”,社会层面上观察,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增加也反映着当前制度框架下城镇化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瓦解作用。

当然,无论这种争论被引入何种方向,显性的共识是,过去的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联系模式已走入瓶颈,变革势在必行。

针对此争论,知名公益人邓飞,作为“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公益行动的发起人,在他看来,现行城乡体制下,城市对乡村的侵害是显而易见的,农村正面临着被制度性抽空的困境。同时,在制度变革仍需较长周期的情况下,社会公益行为不但能够从社会层面为农村发展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更能将影响力扩大从而推动和加快制度变革。

乡村被城市制度性抽空

>>在发起的公益活动中,无论“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还是“e农计划”,关注点大多聚焦于乡村,这是因为乡村之于城市处在弱势,还是因为本身乡村可以改变的“潜力”更大?

邓飞:当今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在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过程中,中国的户籍、土地和财税制度将这种迁移已经变为城市对乡村资源新一轮掠夺的过程。

同时,由于缺乏对个人财产、安全等基本权益起码的保障,这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村正面临着人、财、物被全面抽空的困境!

具体来说,农民进城务工不能落户,也就无法得到与城市同等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的权利,这样,输入进城市的就只有劳动力,而无法实现一个完整农村家庭的市民化。等到个人劳动能力进入衰竭,现有的制度安排只能将他排挤出城市,重新撵回农村。

其次,即使农民在城市赚取的少量工酬能够回流乡村。货币一旦存入银行,信贷杠杆又会让绝大多数资金再次流入城市,农村和农民成为这种制度性抽空的牺牲品。

这不仅使得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失血的境地,同时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陷入到双向伤害的恶性循环中。

越来越多的“空心村”的出现使得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幼乏所教、老乏所依的境况愈发严峻。被征用或抛荒的耕地让粮食安全重新成为悬在中国头顶上的利剑。农副产品供应量不足让工业化食品找到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危害了城市的安全。

因此,过去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正是以制度性掠夺的方式抽取农村资源作为维系城市发展的市场要素。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不人道的,不正义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隐患。不仅伤害了乡村,也伤害了城市,让整个国家战略和未来发展都遭遇到巨大危险。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的方式推动变革,改变城市对农村资源掠夺的发展模式。

>>在制度变革需要较长周期的情况下,公益的力量能有多大呢?

邓飞:第一,我们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帮助了一部分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公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艺术,切入点很好的项目以及名人效应能够将社会目光吸引到这些需要变革的领域,比如我们的“免费午餐”计划、“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就让城市里没有任何一个时段像现在这样关切农村儿童。

第三,帮助政府,倒逼改革。一旦一些区域性、领域性问题在公益的介入下成为社会焦点,就能够推动政府出台相关公共政策和措施。“免费午餐”带来的社会反响促使中央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使得受惠群体得以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

此外,我们正在做的“e农计划”也是希望将互联网电子商务引入农村,帮助农民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重塑日渐衰竭的乡村经济的活力。

建立农产品互联网销售平台

>>这里可能会遇到困境,一是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生活消费市场的两端,由于农村市场信息的闭塞,农民在产品种植的选择上很难把握。二是要想产业化,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新的流通渠道,必然要打破传统农产品流通机制,利益的博弈在所难免。

邓飞:首先,在人们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高的今天,绿色农产品的供给能力显然满足不了巨大的城市消费需求。我们将山区中敬畏传统、绿色安全的食物通过互联网商务平台来承载和呈现,打通乡村与城市的对接渠道,就能让这些农产品实现其在市场中的真实价值,让农户增收。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通过小额贷款、线上线下推广以及一些具体的指导让农产品和市场真正对接,通过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实现大宗走货。

第三,利益的博弈肯定存在,任何变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农民赚到了钱,城里消费者吃上健康的东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就实现了多赢。排挤出去的就是靠传统渠道赚差价的这部分人。

>>如果真的能够将电子商务平台引入乡村农业,并实现广泛性和普遍性,对农村意味着怎样的改变?

邓飞:大量上有老、下有小、进城务工的中年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如果家乡有了机会,自然会回乡发展,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就能有所依托。

进城从事城市食物链底层工作的年轻人一旦回乡将极大改善农村劳动力失血的状况,并且通过学习互联网和营销知识能够在乡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此外,倒逼城市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一旦农民回家,城市对劳动力需求会大大增加,从而要出台配套政策,提高农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靠公益推动建立国家留守儿童保护制度

>>除了乡村经济,邓飞关注的另一大领域来自于乡村的留守儿童。但令人痛心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守女童遭到性侵或被引诱卖淫的案件浮现在公众视野中。

邓飞:中国过去畸形的城镇化使得曾经相对完整的农村社会结构被打破甚至瓦解。简单粗暴的劳动力输出让农村家庭残破不全。

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缺乏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很多夫妻长期分居也让农村性观念和其他价值观被扭曲。再加上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上的缺位,这些案件的增加本质上是畸形城镇化下带来的恶果。

父母不在身边,在学校中学生之于老师某种意义上就是弱势群体。如果教师道德败坏,缺乏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孩子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一直在做着保护女童的公益实践。实际上并不复杂,我们的女记者、女医生走进农村课堂为孩子们做防性侵培训,要他们遇到危险时记住三句话:我是未成年人,您伤害我,你要坐牢的。这时侵害者听到这些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意识到他们已经觉醒了,侵害事件发生率也会大大减少。

>>儿童侵害不仅来自于学校,还发生在农村社会中。

邓飞:我们先去解决学校的问题,再深入到村庄中。把标语刷到墙上,把防性侵的口诀通过乡村广播去传播,尽量减少这种事件滋生的土壤。公益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只能一步步去推动,最终要靠建立国家制度才能解决。

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要回归农村

>>尽管教师队伍中也有败类,但比起社会上的威胁,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学校保护应该是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十年中在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中小学撤点并校的运动实际上起到了这种保护功能。将留守儿童寄宿制管理,避免了来自于社会上不法分子和不良思想的侵害。当然,这不是撤点并校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并且制度本身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同样明显。

邓飞: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一部分把小孩带走,这些小孩成为流动孩子。这就减少了农村孩子的存量。孩子少了,学校就空了,撤点并校主实质上为了教育资源的整合,这是一个动机。

另一个动机,很多地方将整合起来的生源放在要开发的新区。家长会在这里买房、租房,带来新的消费需求,这是城市发展的伎俩。但过度的整合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上学难,成长没陪伴,校园欺凌等等。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呢?一是加强校车的供给,二是完善学校食堂和宿舍的条件。第三个方案,加强远程教育在农村的普及程度,通过科技的模块,实现教育的电子化,减少对老师和学校的依赖。这三个方案也是公益可以介入的层面。

这是基础教育的层面。此外,从现状看,农村学生考取大学的比率非常低,发展新型的职业教育也是务实的做法。

>>无论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在您看来,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帮助更多的农村学生进入城市谋求生路,还是应服务于乡村和农业?

邓飞:在城乡分化的背景下,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方式和方向绝不能相同。以前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怎样把农村学生吸引到城市里做劳动力,于是这种教育成为了城市榨取农村的工具。

尤其对于很多考不上大学,从传统意义上看被社会淘汰的农村学生而言,过去的职业教育无法让他们在城市中找到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时,如果教他们在乡村创业发展的技能,比如如何在网上开店、如何进行线上营销、将家里的农产品销售出去,无论对个人、对乡村都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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