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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峰:中国公益行业生态单一脆弱

时间:2014-10-29 13:40 | 作者:何道峰 | 编辑:zhengcaili | 点击: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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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古希腊有一个“火把论”。人类点燃他人火把的时候,会照亮他人的行程,但同时自己的火把不会因此变得昏暗。也就是说,慈善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不损害自己,是不停地让世界变得光明。


慈善(Charity,Philanthropy),是基于慈悲的善行,乃是人类慈悲心、同情心驱使下施惠他人的行为。古罗马的定义是,慈善是超越家族、对他人的施惠行为,人类个体基于社会整体责任感和同情心对他者的施惠行为。佛教给出的定义是,慈善是基于佛的慈悲或悲悯心对众生的布施,布施包括财布施、慧布施、无畏布施、我布施等等。基督教给出的定义是,慈善是基于上帝之爱的大爱善行。因此,慈善包含两个要素:其一是慈悲心或同情心作为驱动力;其二是惠及具有慈悲涵义之他人的行为。慈善是伴随着人类长期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公益(Public good,Public welfare,Public commonweal),是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空间、公民责任与义务。赛拉蒙的定义是,公益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下私力对公共事务的志愿性介入。所谓私力志愿性介入是没有报酬,不图回报的,这包括时间和财富的志愿。公益跟社会自治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公益概念的外延涵盖慈善(公益>慈善>好人好事>学雷锋),公益是人类慈善发展的新高度。慈善深层次的驱动力是慈悲与同情,公益深层次的驱动力是爱与公共理性。

现代公益的发育与条件

现代公益是怎么发育起来的?首先是个人的“发育”。没有个人的完全发育,就不可能有现代公益。

康德的人本主义哲学提出,人是目的,人类价值无上。人是理性存在,生而平等。人为自身立法,人的行为自律是通向人自由的必然之路。所有的立法不是为了限制人类的自由,而是让人更具有充分的自由,如果没有立法的限制,那么人的自由可能就会毁坏他人的自由,从而带来人类本身的不自由。

洛克和休谟认为理智是欲望的奴隶,欲望驱动着理智。每个人都有欲望,都倾向于趋利避害,因此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伤害。为了避免这种伤害,就要约法。东西方对于约法的目的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立法是保护公共的权利,西方立法是保护私人的权利,把私人的权利都保护了,公共的权利自然就保护了。他们是这样的逻辑:约法的焦点是保护个人私产,由此衍生出各种权利与责任。约法既定,公义的概念即成形。人始于私利,终于公义。人为私利的目的驱使,但是最后带来公义的结果。任何一个行业,你要去做企业,你要去创造,都会为了财富而给社会带来公共利益。

现代公益发育的第二个条件是,基督教文明对财富创造是否违背基督精神的历史纠结和道路寻找。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认为: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的第一条,是取消“中介”即教会,让人们凭着《圣经》和自己,直接跟上帝沟通。打破的第二条,即通过宗教改革创新了理念,富人也能上天堂,富人只要创造财富,就是体现上帝的荣光。不是每个人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能把创造财富的愿望落实的能力。这样一些人,上帝给他能力,让他创造财富,能够始于私利,终于公义。

乔纳森的《对穷人的慈善责任》,克莱门的《富人的获救》,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这些书籍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人有能力去创造财富的时候,应该把创造财富的能力看作履行上帝的使命。但财富要正确地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不能创富,而是要正确地使用财富。《财富的福音》这本书有三句话: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少年时候的苦难,人生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一笔遗产,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到临死的时候对自己的财富还没有做出恰当合理的安排。

其三、公司制度的创造,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公司制度产生后,不仅责任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产生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样的三权分立,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是从公司里学来的。发明了公司制度的荷兰和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成为完成现代化的两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人的自由财富与自由时间的累积。企业家发现缴税之后还剩余了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人的自由时间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市场和政府失灵,而人们手里有自由时间和自由财富时,这个撞击触发了自由结社构建亚公共空间的想象,现代公益因之诞生了。

现代公益的角色与功能

现代公益是自由意志导引私力,利用自由财富和自由时间介入亚公共空间的构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完整地表达思想,并通过思想指导行动。在自由意志的导引下,用自由财富和自由时间介入亚公共空间构建,也就是政府管理的主公共空间以外的地方,大量需要用公共物品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的地方。包括构建NGO(非政府组织),或者NPO(非营利组织),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发育与发展。

社区自治是构成国家公治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社区治理训练的公民,才能具有良好素质参与国家的公共治理。社区自治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公民责任的社会孕育,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孕育。美国“9.11”灾难发生时,有一位盲人在49楼由导盲犬带着从楼梯上逃下来,安然无恙。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怎么可能想象在大难降临时一个盲人可以如此安全逃离?因此,代表现代公益的社会自组织能力代表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尺。

行业自治构成政府产业管控与导向的社会基础。我们经常讲中国的食品安全,绝对没有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是靠政府管好的,政府就是制定结果标准。食品安全是怎么解决的?是靠行业协会解决的。行业协会是有良知的商人结合起来,区别于其他商人,向社会宣告,我们有一套过程标准,可以跟政府的结果标准形成响应,参加此标准的商人形成协会因此区隔于同行,谁违反结果标准协会将其开除。这种机制就管住了食品安全。因为不参与这些行业协会的人会被排斥在外面,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行业协会雨后春笋,社会自治就形成了。

政府垄断的公共事务的重构与解构,NGO/NPO大量生成以构建新公共空间。譬如中国的外交,原来是由外交部2万人在做。但现在有五百万人在国外投资,一亿多人在国外旅游,一千万新移民在国际间穿梭,他们构成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这就是新时代的外交。因此在现代社会,大量新公共空间需要构建,这些新公共空间,既能关注弱势人群的需求,又能减缓社会冲突与不安,增加社会相互依存与和谐,提升社会治理精度、社会扁平性与文明度,改变社会沟通的语境与激发能力,增强社会的平行互动,促进新的公共思维创新,从而推动社会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诞生和发育,为社会变革的未来导向。

现代公益的发展趋势

关注弱势群体从大面积粗线条关注向细分群组过渡,越来越精细的发现和设计。从救急到救穷到救难,从教育卫生扶贫到智障、失能、失智、罕见病、特殊人群教育、特别技巧与科目教育、启发公民心智等方面越来越倾向于市场细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除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总有一些问题是细小到只能由公益去解决的。联合国规定68岁以上算老人,老人当中有3%的人会失能和失智,生活不能自理。一个社会的文明不仅是看GDP有多高,而是要看这3%的老人能否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对现代化文明程度的根本考量。

关注弱势群体的慈善从乡村进而关注城市,从国内到国际,INGO逐渐形成并增加及扩张,并逐渐走向国际化。

城市社区运动必将风起云涌。从社区文化活动自治、体美活动自治,到社区关爱活动进而到教育、启迪与社区民主管理自治,将成为现代公益最本质的社会基础,并将最终进入农村社区自治。

行业协会自律与自我彰显运动必将风飞云动。在当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期,劣币驱逐良币期,各种产品和服务品质因过度竞争和价格战特别是现代治理型政府缺位而出现的一个混乱时期。只要有一业多会的制度安排,有良知、有远见的商家必先发现此问题与商机,而率先采取自由结社的行动,并通过行业协会建立过程标准自治约束的方式,响应政府的质量标准,以形成品牌区隔。这种倒逼的行业协会的公益运动,必将推动全社会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并构筑食品的安全底线。

因特殊利益或特殊兴趣的公民会通过自由结社形成社会集结,从而推动公共倡导蓬勃兴起。公共倡导的面很宽,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公共场所、公共福利、公共立法等。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的公共选择,而这些公共选择是社会矛盾的引爆点和积聚面。理性的公共选择是通过社会倡导促成各利益相关方的和平理性参与,以增加这些具象化的公共选择的合理性与平衡性,达到减少社会矛盾引爆点和缩小社会矛盾积聚面的目的,增加平稳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和谐度。这种公共倡导型的现代公益常常通过特殊目的维权、第三方检测研究与发布、培训与社会互动、直接公共问责等自组织形式来推动。

因特殊痛苦与不安相类似的公民,因特殊精神需要和信仰需要类似的公民,会通过自由结社形成社会集结,从而推动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的发展与繁荣。想让一个社会的人变得更好,变得更加幸福,是需要教化和抚慰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共存必须依存于人类深层统一的价值取向。尽管表达形式各异,统一的价值取向埋藏在各种看似不同的宗教与哲学体验中。理解了人类深层的价值取向,我们才找到生命的意义。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主要集中在精神领域,如各种宗教信仰、自我内观与修行、心理训练与治疗。这些宗教和类宗教社会组织,使人们在现代化演进中舒缓了竞争和不幸带来的痛苦与不安,找到了精神的幸福与灵魂的皈依。

中国现代公益之路

现代公益的遗传密码或核心DNA是什么?

首先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用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的自由结社。如果没有自由结社的公益,肯定搞不好,会不断地出事。

其次是基于现代文明创造的社会自治组织,包括公益大学、医院及各种NGO/NPO/INGO。当一个大学没有了自治精神,它就没有了人类的创造力。什么叫自治精神?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卸任后,没选上总统,想去竞选哈佛大学的校长,但没有被选上。并不是说戈尔这个人不行,而是哈佛大学是一个自治组织,充满了人类崇高的自治精神,这种自治精神是大学能培养代表人类创造力的人才的本质基础。

第三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社会志愿,包括自由财富和自由时间。

第四是基于平等博爱为基石的社会平行互动与激发。做公益,一定是平行互动,你跟别人完全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垂直线,。因为不是施者高于受者,施者和受者是平等的,虽然你帮助了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受者也作为媒介帮助上帝拯救了你的灵魂。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做公益,怎么做都是错的。

中国公益组织的遗传密码则是先天不足。首先,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产生,是基于政府从民间筹资来弥补政府公共财力的不足,体现政府的意志,而不是体现个人意志。这个遗传密码不对。其次,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都是事业单位,而非自治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是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那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具有自治精神的公益组织。在这种非自治的公益组织大量充斥的环境中,摊捐、派捐等行政性募捐和交换性募捐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数社会组织跟社会公益对象之间的互动依然是居高临下之垂直性的、而非基于平等博爱的社会平行互动,因此现有组织社会平行激发的效率不高,公益宗旨不强,资源动员不足。

中国当下公益界的问题主要来源于这种制度造成的遗传密码变异。政府垄断资源与行业,行政募捐。公益组织行政化,成为“二政府”,政社不分。行业协会只有一业一会,官商勾结。公益组织缺乏社会自治的能力,公益组织缺乏个人自由意志与公益精神。公益组织因此过分偏重慈善,生态链非常短,从而导致现代公益张力严重不足,体现在社区公益不足、行业自律性公益严重不足、公共倡导严重不足、公共教化与抚慰严重不足、国际化严重不足,行业生态单一脆弱,担不起社会转型的重任。

因此,中国处于社会转型阵痛期,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我们面前,无法回避,这个坎儿迈不过去,现代化就实现不了。现在看还是有很大进步,尽管变革幅度看起来没期盼那么大。但还是向前的力量,比如通过新组织无主管登记与一业多会等重建自由结社精神,政府在退出募捐市场,提倡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逐步重建自治精神。公益组织有效示范推动着私人自由财富与自由时间的公益倡导。行业协会发育推动着社会平行互动精神的的发育等等。

中国公益改革的目标是,促使公益行业在中国现代文明竞赛的社会转型中扮演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我们期望的那个时代,那种方式,那种文明是会出现的,这是一个民族社会变革的长跑,需要每一个人的耐心、参与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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