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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孩子开了一家黑暗中的迪士尼

时间:2016-1-26 10:03 | 作者:高菁阳 | 编辑:zhangzhilei | 点击: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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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里的都红是个音乐神童,这是她在特殊学校时被音乐老师发现的。老师给都红弹奏了一段勃拉姆斯,让都红视唱,她把右手部分的旋律和左手的和声伴奏都准确地视唱出来。老师惊讶极了,这只有极少数的天才能够做到。在老师的鼓励下,都红开始学钢琴,仅用了三年工夫,她就考到了八级。但初中二年级时,都红自行了断了这个奇迹:她说什么也不肯再弹钢琴了。


这一切都因为一次慈善演出。这是都红第一次正式演出,她要在舞台上演奏巴赫的三部创意曲。一上台她就觉得不对劲,她的手紧张了,无名指突然僵硬了,结果演奏效果连练琴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终于等到最后一个节拍结束,都红心里的懊丧和委屈都涌上来,她好想哭。但这时掌声却响了起来,特别热烈,经久不息。然后女主持人出现了,开始用一连串的形容词和排比句赞美都红的演奏,但都红的心却一点点凉下去——她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女主持在音乐的伴奏下讲起都红的故事,语调差不多就是配乐诗朗诵。她说“可怜的都红”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如此这般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都红不高兴了,她最恨人家说她“可怜”、“什么都看不见”。但主持人的情感早已酝酿起来,她情声并茂地问了一个大问题,“都红为什么要在今天为大家演奏呢?”没等都红回答,女主持突然一阵哽咽:“可怜的都红”是为了“报答全社会的关爱”!“报答”是都红没想到的,她只想弹好一段巴赫。为什么要报答?报答谁呢?她亏欠了“全社会”吗?什么时候亏欠的呢?

 

女主持人搂住都红的肩膀,扶着她往台下走。但都红一直不喜欢别人搀扶她,她能走,即使“什么都看不见”。她想把女主持的手推开,但“爱的力量”是决绝的,她还是被女主持搀下了舞台。都红知道了,她来这里和音乐无关,只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为了还债,而这笔债是还不尽的。这次演出成了都红的终生耻辱,从此她拒绝上钢琴课,也拒绝所有的演出——人们热爱感动,“全社会”都需要感动,那就感动吧、流泪吧,别再把我扯进去了,我挺好的,犯不着为我流泪。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要怎样改变人们对待视障者乃至所有残障人士的“本能”的反应,或许蔡史印可以告诉你。这也是她在中国建立和推动黑暗中对话的原因之一。



自我


在中国经营黑暗中对话(DiDDialogue in the Dark)已有五年时间,但蔡史印越来越不愿意称自己为公益人”——公益人大多以自我救赎或自我满足为初衷,这种自我牺牲的心态不但难以持久,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尚的位置,从道德高地上自上而下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彼此已经不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了。她承认最初做DiD也是抱着帮助视障群体的心态,但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真正的公益应该是平等和尊重。当你觉得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俯视的角度,这也是一种歧视

 

有一次她去一所中学观摩教改项目,这个改革专门针对成绩偏下的学生,最后这些学生真的变得越来越积极地投入学习。她问一个学生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个学生说,因为我们终于被老师平等对待,像一个朋友、像一个人那样被对待。这件事对她触动颇深。除了平等和尊重,她意识到改变都是由内而外发生的,要让人们自己产生那样的意识才能自发地转变。一旦你带着帮扶甚至施舍的心态走在公益的道路上,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就好像对非洲,一直捐钱捐物的救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蔡史印希望“黑暗中对话”能够改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甚至她也不大愿意强调自己是做社会企业的人,尽管黑暗中对话在去年成为中国首批被认证的社企,但她更愿意说我是做企业的。一是因为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在中国既模糊又争议颇多,DiD还曾因为在上海注册为民非而不被允许获取经营性收入;二是缘于她的公益理念:公益不是一项独特的事业,也不是一项帮助别人的工作,它跟所有的职业、所有的事业一样,平等对待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而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思维——做一件事总是要达成一定的影响力,企业本来就应该实现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赚钱是必须,但生存下来就是要影响这个世界、改变社会状况。

 

其实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所有企业都应该要解决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好的商业模式,首先实现自负盈亏,再谈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是走在公益之路上的蔡史印所说的话,但曾经,她从未料想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黑暗中的对话体验


小时候的蔡史印一直是大人口的别人家的孩子,常常被拿来给别的小朋友做榜样,也就常常莫名其妙被别的小朋友嫉恨。正如史印这个不大像女孩子的名字,在她出生之前就被父母定下来了:要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脚印,参考的榜样是居里夫人。而小小的蔡史印的梦想,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这样成长起来的蔡史印心里只有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拼命读书,从复旦读到纽约大学,拿奖学金,读MBA,然后进入500强,一直做到通用电气亚太区首席技术官。那个时候,她的榜样变成了像前通用电气CEO Jack Welch或者戴尔公司创始人Michael Dell这样的成功企业家。


可是日子慢慢过去,所谓成功带来的优越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她总觉得日复一日满世界飞的忙碌行程中,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她甚至记不起自己到底做过些什么。终于有一天,她开始问自己: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即便有一天我坐到了曾经梦想的那个位置,我会快乐吗?如果换一个人在我的位置上,又会有什么区别?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似乎都不是自己想做的,而是父母和老师认为她应该做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如果现在不去试一试,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蔡史印在西藏当义工


放弃大公司的工作后,她在德国创办了自己的时尚品牌。2008年,在奥地利的一场秀上,她认识了藏语盲文发明者、西藏盲童学校创办人Sabriye Tenberken。在与这位全盲的德国女孩交流后,蔡史印彻底改变了曾经对视障群体的认知偏见。第二年,她也来到西藏盲童学校担任义工,负责学校的公共关系、筹款等事务。

 

在德国,蔡史印偶然听说并进入了亚特兰大的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全黑的环境里,由视障引导员带领她一路体验公园、咖啡馆、酒吧等城市场所。了解到DiD的运作模式后,她突然发觉做这样一家社会企业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最大程度运用已有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实现自己的公益理想;而且DiD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在做好事、为视障者提供就业这么简单,而是通过它商业上的设计来影响更多的人,让公众改变他们对视障者乃至所有残障者的认知,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环境、社会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给他们带来的障碍。

 

于是在2010年,蔡史印加入德国对话社会企业(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担任全球首席运营官。这时,她的榜样变成了格莱珉银行创始人Muhammad Yunus(尤努斯)、黑暗中对话创始人Andreas Heinecke这样的社会企业家。



信仰


蔡史印的加入也为黑暗中对话落地中国带来了关键性的契机2009年以来,DiD总部就一直在尝试寻找合适的中国合作方,但交流过后却频繁遇到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山寨问题。2010年世博会期间,残联也曾邀请DiD来上海,但终因双方的理念不一致而没有达成合作。当时黑暗中对话的公众倡导理念还是显得较为超前,中国社会特别是政府部门对于DiD价值的理解多局限于能够为视障人士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DiD不同于社会助残组织,也并非以为视障者创造就业为根本目的。当然它可以为视障人士提供一个更加赋能的工作,目前DiD中国有70多位视障或听障员工,占全体员工的70%,这里的工作提升了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我们没有低人一等,我们只是有些不同。但黑暗中对话的真正目标让健全人通过黑暗中的体验而受益,让他们看到视障者的能力所在、消除对残障和弱势群体的偏见,通过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带动每一个体的改变,进而改善残障者的境遇。


对话黑暗、遇见光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史印正是DiD亟需的一个角色任何海外的东西要引进中国,需要做很多本土化的工作,需要一个真正理解它的理念、又能够跟两方面进行沟通的人。”2011年底离开总部后,蔡史印成为DiD中国创始人。她以加盟商的身份,投资和管理DiD在中国的运营及特许经营。(落地过程详见:黑暗中对话进入中国经历了哪些黑暗

 

但在国内的制度环境下,传播DiD的理念、推动DiD前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史印也常有一种无力感:改变,真的能够做到吗?暂时无解的问题她往往会交给神——选择公益这条路也是因为宗教信仰,走不下去时,唯有祷告。



她最希望看到的是DiD能够推动制度层面的改变

 

比如在教育制度方面,她希望中国可以像欧美那样,开放普通教育的机会给视障群体,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只能去特殊学校。而且让普通学生与视障学生一起上学、一起成长,彼此的心态和观念都会开放很多。

 

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来说,她希望看到至少马路上都有无障碍设施可以帮助盲人过马路。现在,甚至就在深圳体验馆的办公楼下面,DiD都不被允许建设盲道,这让蔡史印觉得难以理解,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东西吗?

 

再从就业制度的层面来讲,在现有的制度下,残障人士倾向于选择挂靠企业的方式来获得一定的收入或社会保障,而企业为了不缴或少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倾向于采取假雇佣的方式来聘请残障人士。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残障者的政策,但其实会造成恶性循环:企业这样做就永远不会改变人们对残障者的印象,会认为他们就是一些不工作却白拿钱的人;残障者也不放弃现有的特殊待遇,不愿去做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蔡史印始终相信,只要坚持做下去,黑暗中对话可以带来这些改变

 

例如针对就业歧视,她会从DiD中国的优秀员工入手,让他们担任重要的销售或行政职位,让社会包括视障群体看到一些榜样,看到改变的方向。视障者张平在上海DiD担任培训主管,大学毕业后,他不愿意接受做推拿的命运,自学电脑并组织培训了一十几人的视障团队,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淘宝盲人网店,同时为五六家淘宝店代理售前、售后服务——其实视障者借助软件工具,完全可以自由上网、打字、阅读、微博和微信,在上海办公室,张平在电脑方面最为擅长,在很多方面都是团队的引领者。

 

而在公众影响力方面,据DiD统计,100%的体验者在年之后都不会忘记这个活动及导赏员的名字,90%的人会更加自觉地关注盲人的生活,34%的人愿意再次体验。体验过的人都会觉得盲人跟我想象得不一样,他们可以做很多事,甚至可以帮助到我蔡史印说,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靠一个强大的英雄来做救世主,而是靠每一个人做出一些点滴的改变——这才是黑暗中对话最强大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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