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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社区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

时间:2016-5-19 18:05 | 作者:郭沛源 | 编辑:jianminling | 点击:1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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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14岁的男童进入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的一家内衣企业上班,工作月余后,某日清晨被发现猝死在出租屋内。此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纷纷指责出事企业是血汗工厂。当地劳动部门作出处罚1万元的决定更是引来不少质疑,认为罚款太轻,完全起不到惩罚和震慑的作用。
 
我一开始也是被1万元罚款这个标题吸引过去的。因为潜意识觉得,如果因为用童工,且童工死亡,才罚款1万元,未免太轻。后来,我仔细看过新闻,并对照适用的法律法规,才发现劳动部门的处罚大体是适当的。劳动部门引用的法规条款是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在佛山这个事件中,男童工作了1个多月,所以劳动部门按每月5000元罚了两个月,也就是1万元。
 
有人会问,这个事件中,男童死亡了,难道不应该加重处罚么?对此,《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也有明确规定,”拐骗童工,强迫童工劳动,使用童工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以及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使用不满14周岁的童工,或者造成童工死亡或者严重伤残的,依照刑法关于拐卖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这个事件是否适用此条款,还要仔细分析。细读新闻报道,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件中不存在拐骗、强迫童工问题。童工不幸猝死,但童工的死和雇佣童工上班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不好判定的。从媒体报道来看,男童一方面存在长时间加班情况(家属的说法,但劳动部门后来称缺乏足够证据,没有认定),另一方面还有下班后在家玩游戏的情况。由此推断,休息不足很可能是孩子不幸猝死主要原因,但休息不足很可能是由企业和家庭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大概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最终企业和家属达成一致,企业赔偿了15万,不究刑责。
 
孩子猝死,家庭固然是不幸的,也值得同情。但从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家庭尤其是母亲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新闻中提到,孩子母亲从湖南到广东打工,把孩子也带来了,且“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孩子也随同母亲在工厂工作。当地劳动部门的通报也指出,孩子是“由其母亲介绍进入至雅内衣公司工作的”。此外,孩子工作时间很长、下班之后还呆在电脑前,从新闻报道看,母亲对此知情,但看起来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制止或缓解。所以,母亲在此事上也应负有重要责任。事实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也明确了监护人的义务,即“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其身心健康,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允许其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此事中的母亲显然是违反了规定。不过,对于这种情况,《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并未做出严厉的处罚,只是说“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这根本就不算什么惩处,只是“罚酒一杯”罢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孩子家属特别是母亲所愿;我也相信,这位母亲肯定还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之中。所以我写篇文章,不希望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只是想客观地讨论此事所折射出的童工问题及探讨可能的解决途径,避免家庭和社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再次摔跤。回顾过去数年发生的一些童工事件,很多都是孩子及孩子父母的主观意愿,强迫劳动的情况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很多中国家庭中父母对孩子合法权利及监护人义务的观念淡漠。按照我国法律,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初中毕业之前(通常是16岁)都应到学校接受教育,而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利则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义务。孩子主动或被动辍学去打工,监护人有义务制止。但在佛山这一事件中,监护人不但没有制止,反倒协助孩子到工厂当童工,显然不妥。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父母的观念,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家长的陈旧观念有关。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家长训斥孩子,“如果不好好读书,就不要读了,去打工吧”;到寒暑假,村里有的母亲会把女儿带去制衣厂一起做工,父亲带儿子去做泥水工。在我小时候,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大家不仅不会纠结什么童工问题,家庭反而会以此为荣,孩子会被认为很懂事,从小知道劳动光荣、赚钱辛苦,帮父母分忧。正是这样的陈旧观念造成了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对童工的意识淡漠。我猜测佛山事件中的母亲也是这种心态吧,只是这位母亲太不注意孩子身体的承受能力,没有制止长时间超时劳动和使用电脑,酿成悲剧。
 
综上,我认为家庭和家长是杜绝童工问题的第一道防线。家长既有法律义务,也更具备能力去防止孩子成为童工。如果家长都能尽责去做,可以杜绝除了拐骗、强迫童工以外的大多数童工现象。
 
当然,现实要比上述讨论骨感得多。多年前东莞打击非法童工,将童工送返原籍,一个孩子在回家前说“我不想回家,在这里有米饭和肉吃”,这话听着多么让人心酸,但也指出童工现象的另一个世人皆知的深层次原因,家庭贫困。在佛山事件中,家庭贫困、收入低下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虽然不是猝死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家贫或者老家缺乏工作机会,母亲就不必南下佛山打工;如果不是家贫,孩子可以去学校上学,不必挣钱补贴家用。此前网上常常曝光的一些无良中介招募职校学生去做童工,也是以赚取学费为诱饵,多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佳。可见,很多时候,即使孩子看上去是自愿选择打工,实际上也是被迫无奈。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经济发展特别是社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只有发展好社区经济,父母可以在当地有自己的营生,一边做工一边照顾孩子,孩子才不必去打工赚学费或补贴家用。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这个过程还有待时日(按政府的目标,2020年前消灭贫困)。有些贫困地区的父母还是会外出打工营生,这个时候,人口流出及流入地所在社区包括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均应及时进行干预,一方面避免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因此失学,另一方面,帮助孩子们融入社区、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童工的产生。因此,我认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家庭干预是杜绝童工问题的第二道防线。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譬如政府可采购专业NGO服务,帮助改善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甚至直接干预流动儿童进入工厂打工的问题。
 
从舆论讨论的方向看,我觉得当前我们在讨论童工问题过多把矛头指向无良企业和黑心中介。我想,这只是童工问题的表象原因,家庭和社区才是本之所在。如果只关停企业和惩罚黑中介,则只堵不疏。结果就是儿童被送返后可能又自己偷偷跑出来打工了,因为不打工就没有“米饭和肉”。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国际上对企业发现童工之后的处理办法相当审慎,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解除童工雇佣关系,问题还是存在,并且还会重复出现,甚至可能使孩子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迫使他们从事更加危险的工作、卖淫、流落街头或者挨饿。所以,国际上CSR专业人士常会建议,企业在发现童工后应当努力使童工接受教育(包括学徒制等)并帮助他们完成从工作到上学的转变,或者为童工的父母、哥哥或姐姐提供工作机会。推而广之,CSR专家也不建议企业在发现供应商存在童工行为之后,立即切断业务关系,而要考虑更渐进和可操作的改进措施。
 
总之,我觉得当下我们对童工问题的看法还是一种单一思维,看见一个解决一个。但这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问题,要家庭、社区(包括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企业多元协作,既要有教育视角,也要有经济视角。简单的道德谴责和经济处罚,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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