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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公益慈善十年的转型与争议

时间:2018-7-2 17:57 | 作者:朱健刚 | 编辑:csrworld | 点击: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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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公益慈善的“黄金时代”

十年,在中国是一个文化时间,人们常常赋予十年一个阶段性的含义。它通常标识着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2008年至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标志性的成果,包括南方雪灾救助、512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壹基金注册、社区基金会兴起、阿拉善SEE发展、《慈善法》颁布实施,等等。它们共同为过去十年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我个人称这十年是中国公益慈善的、王小波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主要见证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第一个是社会组织的野蛮生长;第二个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狂飙突进。

在过去十年,我们看到随着市场逐渐从政府体制中剥离出来,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也逐渐地剥离出来;我们也见证了社会组织从过去那种“形同质异”的官办组织,逐渐走向相对自主的民间组织,甚至出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企业;我们还见证了公益慈善从过去的好人好事和摊派慈善,成为今天同样引领世界的互联网公益以及越来越多的慈善信托。

2018年是这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我认为它是总结与反思之年。在过去十年,最主要的理论导向是第三部门理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部门的善治框架不但被研究者用来解释这十年的转变,也被实践者直接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动。虽然这个理论在这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和相关的实践下,我们还是在这十年间见证了一个相对独立、广泛参与和普遍自主的社会在逐渐形成。虽然这离我们理念上的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一个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慈善体制在十年间逐步形成。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展示出惊人的活力。政策机会窗口的一再开放,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他们各自的行动以及不同的地方实验带来慈善文化框架的再设定,并使得这十年出现所谓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无论是热情投入这个行动的人,还是对此质疑的人,都在帮助着公益慈善在中国的主流化。

我个人作为参与这个行动的建设者和研究者,因能见证这一奇迹而感到非常幸运。我用两个关键词来对此加以描述:转型、争议

关键词1:转型

转型这个词我借用自博兰尼的《大转型》。在博兰尼看来,从工业革命到二战时的世界,是一个原来嵌入社会的市场逐步脱嵌,形成自己的交易原则和体系,而后社会开始反向自我保护,而与市场相互推拉的巨变的世界。

在过去十年,我也在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中看到了类似的过程,即原有计划体制内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逐步脱嵌于计划体制,形成现代公益慈善的运作规则和法治体系,进而与原有体制互动、合作和碰撞,并再嵌入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

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慈善话语的转变,也就是,公益慈善的公共话语从扶贫济困到《慈善法》的现代慈善概念。原有的公益慈善的公共话语主要是将慈善集中在扶贫济困上,即使是地震救灾,甚至在原有的政府规定中都必须是由政府制定的慈善组织来组织募捐和救助。但是汶川地震救灾以及以后的一系列救灾,包括青海玉树、云南鲁甸等救灾,都使得关于慈善的定义逐渐扩展,从扶贫济困到灾难救助,再扩展到促进科学、教育、体育文化事业和环保。这种公共话语的嵌入逐渐发酵,延伸到社会政策领域。

2009年第一本《慈善蓝皮书》将现代慈善直接等同于民间公益;2011年以后,公益慈善成为一个固定的政策话语,而受到政府的鼓励扶持;到2015年,慈善在《慈善法》中完成一个里程碑式的法律定义,把公益概念包容进来,形成了一个大慈善的概念,也让现代慈善概念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正因为这部法,现代慈善的话语具有了深远意义的合法性。

第二,公益组织的转型。从官办慈善组织为主体,慢慢转型到民间公益组织冒出来。十年前,民间的慈善组织在计划体制内还是非常少的,虽然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号称有三百万,八百万甚至2200万,但是主要集中为党政机关兴办的社会组织。真正民间自发的、自治和自主的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草根NGO,数量非常少;而且,在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下,这类组织经常面临合法性不足、资源不足、能力不足这三大困境。

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尤其是2011年到2015年间,由于政府取消双重管理,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今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已经超过了80万个,是十年前的两倍还要多。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包括一线的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社工机构,从最初的单纯依靠政府购买服务,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筹款体系来支持起发展;其中,民间的基金会在2010年就已经超越官办的基金会规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会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间基金会。

在这个民间公益组织嵌入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很多支持性的非营利发展机构。在十年前,这些支持性机构还乏善可陈;但是,在这十年间,这些关于财务、传播、能力建设、政策倡导的支持性机构进一步细分,推动着以这些现代公益组织为基础的慈善行业体系的建设。在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及其支持性机构之外,更让人瞩目也备受争议的是社会企业的异军突起。如今,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社会企业的兴起,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三,现代公益慈善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民间公益组织嵌入到现有的社会组织体制中去,现代公益慈善规则也在不断深度嵌入到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慈善法》本身的开门立法的过程就可以看作现代公益立法的程序的嵌入。公益慈善组织的直接登记,取消分层管理,公募权开放,税费减免制度突破,公益组织专业人才值得得到认可,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新出台的《慈善法》里看到转变,而这些都标志着现代公益慈善制度在中国的逐步建立。

第四,现代慈善文化的再嵌入。文化主要是人们从事公益慈善的性情和行为习惯。在十年前,慈善文化还主要是基于道德激情来判断慈善行为是否能够感动中国,慈善也主要集中在富人慈善和单位动员的过程中;而在十年后的今天,人人公益已经深入人心,快乐慈善、理性慈善、效率慈善都逐渐成为新的人们从公益慈善文化的行为习惯和性情倾向。可以说,理性化、工具化和平民化都正在让公益慈善的性情机制从以前的雷锋精神转变成为普通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行为。
   
在我看来,以上四个方面的转型的实质是,中国公益慈善正在走向现代化。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百年前,我们国家的很多仁人志士就已经开始了推动这样的现代化。他们认为,通过公益慈善的现代化,可以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慈善家和改革家,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最终失败了。而在过去十年,我们又看到了新的一波公益慈善现代化的进程。他的直接后果除了逐渐建立以市场为资源基础配置的现代慈善体系外,也推动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整个社会的重建。

关键词2:争议

现代化带来的是现代性的公益慈善,但是正如现代化在西方遭受到猛烈的批判一样,现代化及其带来的现代性后果也引起计划思维和传统思维下的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产生思想的分裂。这就自然引起卷入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们的不同的争论。我用争论这个词是想让它看得温和,但是实际上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甚至刀光剑影,网络的大字报也常常出现。

在过去十年间,存在于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争议,主要有以下这四个:

第一,是关于慈善回归民间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慈善属于社会福利体系的民间部分,应该完全交给民间,所以现有的官办慈善机构应该去行政,去垄断。甚至极端的政策会认为政府官员都不能在慈善机构担任理事。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是积极政府,中国从来都有官办慈善“施仁政”的传统,政府实际要承担很多扶贫济困的职能。官办慈善机构如果去行政化就死路一条,所以不能去行政化。

争论的最后是官办慈善机构的逐步社会化形成事实,而同时民间公益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实际上帮助了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可以更加自主自治地发展。但也难以进入体制,得到体制的认可。回归民间的讨论还引申出富人慈善优先还是平民慈善优先的讨论。

第二,公益与慈善是否要区隔和对立?正方主张公益应该包容慈善,但不应限于慈善,不但要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以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则主张公益和慈善是对立的,公益是一种集体行动来实现公共价值,而慈善只是个人道德的表达,用公益混同于慈善,实际上掩盖了公益的真正的社会价值。慈善只是救济,属于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原有体制,陈光标式慈善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例子。

今天的《慈善法》让慈善包容了公益,而且也小心翼翼地把它与私力救济进行了分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还一直在进行着。

第三,是关于公益市场化的争议。慈善与商业关系的争论最近两年尤为激烈,这个争论本身并不是慈善要不要学习商业经验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是慈善为体,商业为用,还是商业为体,慈善为用的问题。这也直接影响到社会企业究竟首先是企业,还是首先是社会价值优先的组织。

公益市场化争议的正方一般强调,公益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有效率,需要市场化,让市场来检验。反方强调公益的核心是利他,不是所有的公益都能够市场化,市场化只是部分公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等等。

但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公益市场化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吸引了很多的资源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当然,这背后也会带来资本控制和资本垄断的威胁等问题。

最后一个争议现在还不是很热,但我认为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传统慈善为体,还是传统慈善为用?

一百年前,即使像当时翻译西方著作、引进西方理念的严复,也在晚年去传统文化当中寻根。这个争议的正方一般认为,来自西方的现代公益难以和计划慈善和普通人的文化相融合,重新发掘传统慈善文化,才能真正让慈善事业有根,才能建设中国慈善自己的道路。而持反方观点的人则强调,建立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公益慈善体系必须以现代公益为体,传统慈善多为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差序格局,难以跟大型的民族国家相匹配。

这个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束。慈善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可以和现代化接轨?中国的慈善究竟是融入世界的潮流,还是着意于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打造?这在未来会进一步发酵。

还有一个关键词:创新

其实在过去十年,还有一个同样体现现代性的关键词:创新。不断追求社会创新成为十年的主流话语。虽然不接底气的创新也常常让人们浮躁,过于超前也使得公益慈善开始受到限制和阻碍。未来已来这种方式已经为这个领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我认为,这个不确定性,会成为未来十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背后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等等,它们会挑战过去占支配性的人文主义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主张。如果对所有的行为加以重新选择的话,恐怕会对我们原来所有的公益社会或者政府市场都产生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政治上的新时代的到来,其新政策会对公益慈善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面向和广度、深度都值得密切关注。

最后一个是,已经被激活的社会组织已经是社会建设中的主体,虽然受到市场与国家的挤压,但它们已经不再是孵化器中的亦步亦趋的组织,而是开始在社区中创造自己的策略。故而,我认为,未来也将是博弈的十年。

结语

我想起了孔子的两句话。一句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另一句是,“知之不可而为之”。在今天这个大时代,是否要继续推动社会部门的兴起,是摆在每一个在过去十年曾经努力探索的理想主义者们面前的一个选择。而未来的结果会怎样,我想,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十年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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