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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企业家应该怎么做公益?

时间:2018-8-29 09:54 | 作者:任志强 | 编辑:csrworld | 点击: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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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和日本的GDP相比,人均GDP大概是1:4。4个中国人干1个日本人的GDP。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两者之间的GDP差了10倍,38.9:1,大约是40:1。为什么原来4个人干1个人的GDP,最后变成40个人干1个人GDP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产权保护,更多是要求平均分配。结果明显看到,两国之间经济上产生了巨大差别。

改革之后,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有民间企业家的发展。早期时候,我们允许民间有资本出现,叫个体户,而不是个体企业,那时法律规定一个人的雇工不能超过7个人,傻子瓜子雇了100多个人炒瓜子,各级写报告反映,这个人超过法律规定的7个人雇工,是剥削。邓小平的批示是等等看,事实证明,它不是一种剥削。法律上有了几次变更,一开始允许个体户的出现,然后到私人经济是对公有经济的补充,现在变为两个毫不动摇。

这种变革恰恰是社会制度进步的重要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企业家群体出现。私人企业家群体出现,也开始有慈善和公益出现。最早我们看到,中国只有六大国有慈善基金,从目前来看,虽然他们仍占主导地位,但从数量看,民营各种各样慈善基金,已经远远超过国有控股的这六家。

南巡讲话打破了剥削理论,私人资本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否则中国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吃不饱、穿不暖问题。恰恰是改革让中国取消粮票,取消各种各样限制,最后让社会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

我们看看改革以后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情况,2010年左右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GDP总量,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回到1949年,大概是日本GDP的2.5倍。可以看出,南巡讲话和私有经济出现,允许企业家群体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再看人均GDP,1978年改革之后,到了2015年,我们人均GDP也回到4:1。从40:1到4:1,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的进步在于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表明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财富变成了一种责任。

很多人跟我谈,为什么要企业家做公益?阿拉善SEE生态学会基本由企业家组织,也有律师参与,主要是富起来的一些人。企业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砍一棵树,这棵树靠大自然自我恢复是可以弥补的,但是企业家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掠夺资源,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办法恢复。任何企业家都在大量使用社会资源。只从社会资源使用的角度考虑,我们就要说,你更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用饿了么,要别人送饭。塑料袋用多长时间,大概20分钟,于是它就变成几年也无法消化的污染。我们一年用多少?大概150亿件,这个数量巨大,企业家就必须考虑,我们如何把这些塑料袋、包装袋,运输的包装品消耗掉。

150亿件是巨大的,可这塑料袋只用了20分钟时间,从装进去,送到你那,把饭盒打开也就20分钟,就浪费掉了。很多企业家重新考虑,如何把塑料变成衣服,变成其他的制品,如何再生,不能再次利用就会变成社会的巨大污染。当企业家成为创造和拥有财富主体的时候,背后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求你无论如何也需要承担,否则你就会得到社会报复和大自然报复。会有越来越多人谴责你造成的社会破坏。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很多人为社会提供服务时,大部分做的是慈善事业,但和社会公益是有差别的。我们的法律中,目前为止仍然是以慈善为主,公益和慈善两者没有法律界定。最近我们起草《社会组织条例》,讨论稿的争论,对慈善和公益的定义,甚至没有说清这两者之间差别。

公益和慈善的差别,在于慈善通常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个人病了,我要给他捐点钱帮助他治病,因为他自己无能力承担这个医疗费用。公益和这些善举完全不同。公益是介乎于国家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东西,他是没有国家利益限制。比如说,国际红十字会在任何战争时候,从来不问你这个伤员是从哪个战线来,他是以生命救治为先。无论你从左边来的还是从右边来的,我都治你。他不管国家,也不管哪方利益,更不会针对于某些私人。

比如阿拉善荒漠化治理,从今天看,好像荒漠化治疗是为解决中国人民存在的问题。2004年的沙尘暴,主要是从阿拉善的沙漠吹到了北京,一个冬天有60多天的沙尘暴——现在我们看不见沙尘暴了。沙尘暴飞到韩国,飞到了日本,是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家先到中国沙漠地区开始荒漠化治理。

社会公益不论国界,也没有特定受益人群,今天你可能是受益人群,明天他可能是。比如我们对所有动物保护,今天我们的鸟在中国,明天可能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其他国家,是不是会因为这些动物会转移,我们就不保护?

比如《巴黎协定》强调,多长时间内地球上升不能超过两度,这样计算我们排放的各种物质的量有多少。这两度造成地球升温,会让所有人类都面临危险。地球升温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巨大变化,我们的三江源雪线大概已经下降了100多米,喜马拉雅山雪线在不断变化。雪线变化的过程,会导致水资源短缺,气候温度上升,上海可能就没了——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现在是海拔50米以下的地区。

在公益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更多强调的是企业家要承担公益责任,而不仅仅是慈善责任。公益涉及到财富再分配,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

中国扶贫政策中,大部分是授人以鱼。精准扶贫大多是给你钱,他们希望消灭穷人。所有的慈善大概都同样,因为你没钱,给你钱,你可能就变成有钱人。但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实验发现,给钱消灭不了穷人,只有消灭产生贫困的制度,才不会有穷人产生

中央前天的新闻,已经特别强调,要禁止一年两次以上扶贫调查,就是因为今天你去扶贫调查一个家庭,你的家庭生活在扶贫线以下,明天调查发现这个村多了三个人在贫困线以下,那三个人的老婆都不干活,不干活的时候拿到政府的补贴,比他干活挣到的钱还多。贫困数据在精准扶贫之后不但没缩小,反而数据在扩大。你们看这两天的新闻,特别强调,一年只能做一次扶贫普查。

阿拉善进行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就发现这样的问题。最初我们拿社会捐的钱种植大量绿化,在沙漠中用绿化来固定沙子。当地农民就把我们的铁丝网剪开,把羊放进去把我们的草吃掉。我们没有想到,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让周边老百姓因此受益。他们觉得治理荒漠化没有让他们受益,他们的受益,就是剪开铁丝网把羊放进去吃我们的草。于是,我们就改变治理方式,让老百姓通过嫁接肉苁蓉(编者注:一种可用于药材的沙漠植物)获益。

当你授人以渔,让他学会通过环保获得更多收益,这个公益才能长久下去,农民因此获益,才能够发展下去。

云南的长江第一湾,大概有7万多亩烟田。抽烟人都知道云南烟好,但是有化肥、要用农药,会导致长江第一湾水域受到巨大污染。如果长江水源受到污染,第一湾流下的水会一直流到中国全境,会有更多的污染。

我前天刚从西宁回来,我们要保护三江源,希望我们的源头不要被污染,野生动物重新发展。我们希望把云南7万亩烟田消灭,现在已经消灭17000多亩,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养蜂、种草药。养蜂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会让别的人也不能洒农药,不能用化肥,因为蜜蜂吃了这样的花会死掉,就产生不好的蜜。通过养蜂能治富,能改变种植烟田而获得的收益,他才愿意参与。用公益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才可能消灭贫困。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消灭贫困是从制度角度出发的。慈善只能解决人对人的交换问题。我们更多希望社会制度进步,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消灭贫困。从最简单的捐助做善事,变成对公益进行投资。将思想、资金、时间、经验投入到公益活动,才能授人以渔,转换成社会效益。当穷人自己学会如何致富,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才可能消灭贫困。当你能改变、善待,让所有人通过授人以渔进入社会,这个社会才会改变。

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在大量用钱救治艾滋病。除了在中国,在非洲,在很多艾滋病发展地区都有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基金,他们在投入大量力量去救助。

比尔盖茨发现,为什么消灭不了艾滋病?因为艾滋病患者进不了工厂,没有就业条件。男人不断卖血才能生存下来,女人不断当妓女,否则她没有生存的条件。

于是巴菲特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把从一些国家弄来药,花高价买药,变成当地工人进行生产。于是把艾滋病的药的生产厂,放在艾滋病地区,让所有艾滋病病人到药厂去工作。你就能拿到劳动收入,也不怕你偷这些药,因为这些药本来就是我想给你治艾滋病的。你们偷的越多,吃得越多就没有艾滋病。这样他就把本来花钱去买药的,变成在地投资,而转换成一种公益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企业家才能做到的社会企业的出现。

如果不是企业家,可能只会做慈善,买药去做救治就完了。但是企业家发生改变,就变成了,我要在当地建厂,我要让艾滋病人有地方工作,他就不再去卖血,就不再嫖娼。他有劳动收入能养家糊口,他就会注重改变自己的艾滋病的行为,他就不会再去让别人产生艾滋病。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企业家有巨大的带动能力,因为你有无数员工。你有巨大的影响力,你的产品有很多人在使用。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变成了社会的修理者。

当社会出现缺陷的时候,企业家会发现,这是我生产的机会,越是哪有缺陷多,我就越要用什么办法改善它。我们的共享单车,可能就是想钻这样的空子,当自行车服务不够方便的时候,用共享单车能不能解决呢?但是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竞争和其他方法的问题,但是至少从机会上来看,它是对社会的一种重新解释。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要形成社会新的良好的循环,更多要依赖于企业家。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国家发了一系列对企业家地位认可和尊重的文件。对企业家行为进行保护,就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公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支点,已经影响到政府与政策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三江源保护开始的时候,整个三江源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区。但是今天,有15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和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保护区。我们把也试图把江豚从二级保护动物上升为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的企业家们向政府提出要拒吃鱼翅,国务院最终批准要拒吃鱼翅。也是我们提出政协提案和人大提案,要求修改《环保法》,于是民营和社会公益组织,对各种各样污染行为提出诉讼。

到现在这种诉讼已经达到100多起,而且几乎所有的诉讼都是NGO组织胜了。企业造成的污染行为要进行赔偿。如果没有公众参与,我们的环境是得不到友好保护。我们已经和银行签订一些协议,没有经过绿色审批,就不能变成绿色金融。许多污染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迫使污染企业不得不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

企业家逐步变成公益阶层,原因在于企业家有更稳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组织能力。如果不能把企业家的能力运用到授人以渔,可能学会打鱼的农民因为没有船,没有网也仍然无法加入到打鱼而为生的阶段。所以,企业家要用这样的方法组织社会发展。

我们在沙漠地区搞节水,引进以色列小米,滴灌技术种植的小米,一斤可以节约一吨水,但是政府并不收购小米,因为它是一个小众产品,它只收购玉米。当地农民仍然是大量生产浪费水的玉米,就要靠企业家自我组织,帮助农民把所有小米销售,而且让小米的收益大于种植玉米的收益。

这是从穷变富的过程,恰恰是这样一些做法,最后我们的行为被政府所承认。阿拉善企业家几乎都成为阿拉善盟地方政府的一些形象代言人。确实解决了相当多环境保护问题,也逐渐得到公民信任。我们从第一年赔钱,第二年赔钱,第三年赔钱,到现在开始有了盈利。

企业家用社会管理,工业组织的能力,让农业产品也变成工业产品。我们生产米棒、烤片、醋、酒和其他衍生产品,同时把这些技术转移给农民,让农民从种植到加工、运输、生产,所有环节都变成农民拥有的环节。如果是政府,这些是做不成的。只有企业家才有可能把这些事情变成社会公益。企业家对慈善的投资变成社会公益,就是让农民受益和贫困者受益同时,也让富人受益。

社会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拥有更多企业家,也有了更多各种各样社会产品,这些基因都在社会当中产生巨大作用。比如有壹基金,有阿拉善我们SEE基金,有南都公益基金,有乐平基金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社会组织中,是企业家为主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一般都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看到很多以演员为名的组织,但是他们的理事会里头,常常是企业家在帮助。单靠他们的名声,单靠他们的经营能力,没有企业家的组织行为,很难持续发展下去。大多非企业家组织的公益基金,中途失败的占多数。有企业家参与和支持的,逐步都发展成常规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包括美丽中国,教师进农村的做法,更多不是仅仅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要让更多人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如何打鱼而产生自我生存的能力。

过去认为,投资公益是一种慈善行为,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企业,通过企业家的行为,让公益产生收益,扩大了再公益的能力。用企业家发展经济的行为,让当地农民从贫困当中走出来,而不再是以种地为生。他们可能通过养殖,通过工业化生产方式,从贫困转为提升。

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均GDP现在仍然排在100位左右,比发达国家差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不上中等发达国家,原因在于我们没把城市化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企业家行为进入到农村无组织状态中,产生经济效益,让他们从贫困中走出来,再产生财富时,很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诞生。靠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让农民改变现状,有了发展余地。

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认为,慈善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穷人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而绝不是精准扶贫的方式给你钱,你给多少钱,他也学不会用什么方式去创造财富。他只能把这些钱进行再次消费。如果所有的钱都在消费过程,或者维持生命过程中,就像我们说的授人以鱼,财富基本上就浪费掉了。

我们一定要用企业家的特殊行为,发展我们的公益事业,让所有贫困者学会通过公益发展,有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能够得到传承,并让社会得到真实的发展。

本文作者:任志强(华远地产前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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