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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变乡村到振兴乡村,十余年的公益实验

时间:2019-1-17 16:15 | 作者:中国慈善家 | 编辑:csrworld | 点击: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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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变乡村到振兴乡村,公益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自2001年在中国乡村开始的这场建设实践,是一个多方不断挑战认知,不断思考和实验的过程。


本文将从各类组织和人群的乡村振兴尝试入手,概览不同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人在技术扶助、软硬件设施、农业生态、乡村艺术等方面的探索,10分钟带你看清10余年漫漫公益路。

 

“小母牛”在中国

 

 1984年进入中国,国际小母牛组织就一直在秦岭大巴山地区、乌蒙山区等特困地区实施公益扶贫项目。10年前国际小母牛开始本土化,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川海惠”)由此成立,虽然在形式上脱离小母牛,但“自力更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礼品传递”一直是小母牛为人称道的扶贫思路,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牲畜、农作物和技术使其脱贫,之后首批农户再将上述生产资料传递给周边其他农户。截至去年12月,30多年间,这一模式使得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152个县的13万农户实现稳定脱贫。

 

 

图/小母牛在新疆通过“礼品传递”思路实施脱贫项目

 

四川海惠副理事长陈太勇认为,从受助者转变为捐助者,提升了贫困农户的自信与自尊,也解决了扶贫工作中“等靠要”的痛点。

 

陈太勇将小母牛在中国的公益扶贫实践概括为三个阶段:最早以养殖业切入,提供良种,培训技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从2007年始,探索社区综合发展,建立互助组,重视农户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提升;2013年之后,开始探索“助贫创福价值链”模式,“农户通过公益项目,重燃希望,转变态度,激发价值链各参与者的热情与兴趣。借助市场的力量,能够可持续发展,让小农户在价值链上有地位和话语权。”陈太勇说。

 

 

图/云南丽江,村民们围看小母牛项目的进展与计划

 

“助贫创福价值链”具体的操作思路为:项目帮助每个家庭进行计划并投入资源,所有家庭加入互助组参与社区建设,互助组联动形成合作社,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市场开发并提供生产服务,从而实现家庭、社区和产业同步发展,稳定扶贫效果。目前,“助贫创福价值链”已在多个贫困地区取得成功案例,如四川凉山州的养殖业、安徽休宁的标准化冷水鱼产业等。

 

 

图/河南信阳郝堂村通过一系列乡建措施,保留了传统乡村面貌,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兴起

 

北京绿十字:软件激发乡村内生力

 

乡村建设是一个不断认识乡村的过程。从事乡村建设十几年之后,北京绿十字主任孙晓阳越来越坚信软件提升对乡村的重要性,在多个场合她不断强调这一点。

 

环保公益组织北京绿十字成立于2002年12月,至今已有16年乡村建设实践。初期绿十字主要侧重于盖房子、修路、修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后来逐渐意识到,乡村本身其实蕴含着更深厚的资源。“山水田园、民俗本身就是最漂亮的资源,我们建了很多空壳子,但真正的建筑活着比好看更重要,软件的提升才是关键。”孙晓阳说。意识到这一点,绿十字逐渐加强这方面的实践,软件在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比如初期操作的堰河村项目,软件方面仅占10%,而之后的郝堂村项目,软件比例从40%逐渐扩大到60%。

 

堰河村位于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绿十字在这里的软件实践主要通过改善乡村环境实现。之前村支书为带领村民致富,利用村里的空闲地块种植了茶树,但受限于脏乱差的环境,茶叶品质不被市场承认。2003年绿十字来到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环境改善和生态农业实践,堰河村开始获得“襄樊市环保第一村”等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荣誉,茶叶价格也水涨船高。村民受惠于此,之后两年人均纯收入涨幅均在10%以上。

 

因为堰河村的示范效应,五山镇其他村庄相继邀请绿十字进行类似实践,“五山模式”被推广开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做出批示“要认真研究五山模式”,并到堰河村进行调研。2006年,绿十字将上述乡村建设实践经验汇总到《五山模式》一书中,称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标本”。

 

经过多年实践,时至今日,绿十字已摸索出一套乡村建设的软件系统。该系统分为八大板块:乡村环境、组织建设、内置产业、能力培训、智慧旅游、传统文化品牌、文创品牌和美丽乡村。“板块不分先后,根据村庄特质切入。”孙晓阳说。

 

 

图/郝堂村

 

郝堂村的实践在印证该套理论方面更为典型和深刻。这个距离河南省信阳市20公里的村庄,在2011年之前像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趋于凋敝:生态环境脏乱差,农业为唯一产业,青壮年大批外出……村支书胡静怀着“拯救村庄”的念头,从北京请来了绿十字。2011年3月,绿十字开始为期两年的“郝堂茶人家”项目,秉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挖掘原有建筑价值,转变村民观念。

 

绿十字创始人孙君在考察时发现,郝堂村的大树保留完好,道路规划和民居建筑也不像其他村庄那样无序,他由此得出郝堂村民风淳朴和村两委组织建设有力两个结论,认为从这两点切入对工作的开展会有帮助。之后项目的实施过程印证了孙君的想法。尤其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郝堂村在两年时间里大变样,环境干净整洁,建起了学校、老年公寓和图书馆,修了路,同时保留了原有建筑,并开辟了荷塘,一派田园风光。

 

这种传统乡村面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外出村民开始回乡创业,自发搞起了生态旅游,生活水平随收入增长而明显提高。有一对90后夫妻甚至从广州来到村里,开了一家名为“晒那荷畔”的乡村咖啡馆。

 

郝堂村的成功实践,使得组织建设在绿十字的乡建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和实践其他理论。以能力培训为例,按照类似生态旅游等农村新兴产业的需求,提高村民的服务意识和接待能力,比如不能按照乡村的传统观念做大鱼大肉,转做健康饮食;用农村家庭特有的材料做庭院景观等。“我们希望的乡村,是让农民回到课堂,农民建设农村,可以自己设计房子,自己布置,烧几个色香味俱全的菜。”孙晓阳说。

 

 

图/位于福建闽侯县关中村的故乡农园项目,探索后现代人的乡村生活,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故乡农园:乡村与后现代生活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公益组织需要直面村民等乡村振兴主体,但除此之外,另外的探索路径也在进行中。

 

2015年初,艺术家唐冠华夫妇来到闽东关中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南部生活实验”。此前,他们已在崂山上尝试了5年自给自足的生活。从小在青岛市区长大的唐冠华称其做实验的目的,是为无法适应都市生活的人探寻另一种生活方式。

 

 

图/“南部生活实验”劝募都市人到关中村体验乡村生活/左一为唐冠华

 

“南部生活实验”由故乡农园发起,劝募都市人到关中村体验乡村生活。3个月里共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最终唐冠华夫妇等9人决定留下来,加上原有的3个“新农夫”,共12人组成了“南部生活共识社区”。这是国内第一个共识社区,旨在践行一种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的生活状态。之前唐冠华在青岛一直想进行这样的实验。

 

关中村位于福建闽侯县荆溪镇,2011年,正荣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正荣公益基金会的前身)在这里租下500亩山林、湿地和农田,探索一系列的田园生活实验,现有南部生活共识社区、栖地自然学校、新农夫生态农业创业和归农书院等项目,统称为“故乡农园”。

 

这个可持续生活共同体项目计划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整合资源、跨界合作,打造凝聚手工艺、自然教育、古民居保护、生态农业、共识社区等多种元素的立体生活社区,践行与自然友好的生活方式。有人士评价,这是一种更大层面的、对后现代化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探索,乡村作为载体,承载着这项颇具野心的实验。成功之后,乡村自然也会受益于此。

 

唐冠华和社员们的生产方式崇尚自然主义,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和旧物打造可移动可复制的生态建筑,并制作生态工艺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呈现生活品质。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郑光焰透露,他们正在筹划一个手工艺生产空间,可进行3到5种手工艺制作,包括传统纺织、冶炼、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等。

 

另一个项目“新农夫生态农业创业”与“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形成呼应。这个项目始于2013年,通过支持热爱乡土的青年人在故乡农园进行生态农业创业,探索解决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路径。来到这里的青年人被称为“新农夫”,他们共同制定《新农夫公约》,主要宗旨和原则是互助合作、守护土地、养护自然、捍卫食品安全,核心观点是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除草剂,倡导生产健康食物。

 

 

图/“新农夫生态农业创业”项目探索解决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路径

 

2013年加入项目的“新农夫”刘继虎在这里创立了生态土猪养殖品牌,秉承自然农业理念,采用“发酵菌床”养殖技术——一种结合现代微生物发酵处理技术的生态养猪法。因为喜欢电影《长江七号》,刘继虎给自己养的猪取名“故乡七号”。栖地自然学校是正荣公益基金会与福州教育机构乐享自然工作室在关中村合作建立的一个自然与环境教育平台。乐享自然工作室一直致力于对城市青少年及其家庭普及生态观念。

 

两家机构将关中村一座有148年历史的废弃民居改造成了学校,将乐享自然工作室的一整套教育理念和运营方式复制到了这里。另外,两家机构还合作了栖地守护项目。

 

 

图/归农书院

 

归农书院与栖地自然学校的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处。2013年,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细雨工作室,将关中村内一座有200年历史的废弃古民居进行修葺,命名为“归农书院”。之后归农书院对外开放,成为一个民宿和自然农耕文化交流的空间,这里倡导晴耕雨读的传统生活方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方法论

 

在进入乡村的公益力量中,有诸多尝试是围绕提升农人对家乡、对自身的认知而进行的。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吕宾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用影像记录西部农牧民的原生态生活,但与传统纪录片拍摄不同,他将摄像机交到农牧民手上。

 

 

图/“乡村之眼”培训的乡村摄影师兰则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的牧民

 

“乡村之眼”起初是一个公益影像计划,始于2007年。该计划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区对农牧区学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培训,支持他们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表达对家乡文化及环境的理解。2015年,乡村之眼注册为公益组织,开始践行更为宏大的使命:以影像为记录手段和启蒙方式,培育在地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力量,促进西部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东西部的平等对话。

 

 

图/《牛粪》入围了凤凰网第二届纪录片大奖

 

“第一步成就感构建,第二步组织化建设,第三步找到痛点。我觉得当地人拿起摄像机来拍摄时,(和社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吕宾说,“最终我们通过影像的方式,推动有责任的内需和原生动力,有归属感的乡村影响社群。”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三个阶段,第一了解与共识,第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第三跟进与推广。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可以通过四个力量(社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来实现乡村振兴。”冯杰说,“光靠当地社区做乡村振兴是不够的,必须有外部的参与,这是外部参与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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