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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VS专业主义:影响社会企业的组织话语

时间:2019-3-28 14:08 | 作者:公益慈善学堂 | 编辑:csrworld | 点击: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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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探究如何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目标的实现。由此,一种新型的组织类型——社会企业开始萌生,诸多非营利部门开始探索如何运用企业化运作方式,创新产品与服务、提供路径回应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但由于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标带来的压力,对其治理体系及其平衡能力提出了挑战。

 

 一、社会企业及组织的双重目标

 

社会企业概念由来已久,但这一概念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逐渐在西欧与美国得到广泛应用。社会企业最常被简约地定义为“以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态”,当对此概念进行操作化时,市场营收占组织收入的比例往往被视为重要指标,一般要求组织资源至少50%来自市场销售。这种界定因不符合许多国家的社会企业实践,并未得到大多社会企业研究流派的认同。


 从1980年代初开始,从非营利领域不断萌生出了各种关于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精神的不同概念体系,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创收学派、社会企业家学派、EMES流派以及动物园学派。 这些基于不同概念体系建立的不同流派关注社会企业概念的不同面向,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过去20年里,围绕社会企业的界定,学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关注于社会企业的建立所必须具备的那些指标或特征,如社会企业家的特点、社会创新、非营利组织市场化收入、利润分配、社会使命实现以及经济与社会目标可持续平衡的治理。

 

社会企业概念2002年引入我国学界,其后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及友成基金会等组织支持下,我国社会企业研究与实践均获得了快速发展。[5] 2015年,中国慈展会联合多家机构开启我国社会企业认证工作。根据其认证办法,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目标,以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方式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或社会组织”。


迄今,社企认证已举行三届,累计731家机构申报,125家通过认证,这些社会企业多集中于无障碍服务、养老、生态保护(环保、动保)和青少年儿童(教育)等服务领域,超过80%的组织运用“服务收费”模式,通过向市场或政府有偿出售产品或服务获得主要收入来源。根据首届社会企业认证办法,申请组织收入来源“需超过50%来自于商品销售、贸易或服务项目收入”。2018年认证办法将此条要求调整为“通过市场化运作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不再明确规定商业收入的比例。

 

分析社会企业的源起可见,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运作是社会企业的重要来源。此外,商业发起或是公部门转型亦是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2009年,斯皮尔(Spear)等人根据组织缘起与发展路径将英国社会企业划分为互助型、交易性慈善组织、公部门衍生以及新发展出的社会企业四类。东亚多数社会企业从非营利部门发展而来。对于源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企业而言,如何能够实现市场价值以保证组织社会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是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桑德斯认为,市场与社会使命之间的紧张是所有非营利组织与生俱来的胎记,只有通过组织目标的妥协或者财务责任的打破来解决。[8]社会企业的出现,是在当前全球公共部门新管理主义理念主导的制度环境下,非营利组织为了平衡市场与使命双重压力的策略选择路径之一。市场与使命之间的紧张,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是必要且有益的,实务层面上试图去解决这一压力可能会引发组织失功能,而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有助于组织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更好的理解与应对此压力。


社会企业兼顾商业与社会双重目标的组织特性,双重目标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更是组织与生俱来的。已有研究讨论社会企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提出了交叉补贴、多样化、轻资产运营、缓慢发展等策略,以期通过这些策略的运用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标;学者们在研究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时,也关注到了组织治理在其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企业尚缺乏法律规制,行业认证亦刚起步,组织发展也良莠不齐。治理机制如何影响本土社会企业的双重目标之达成,在这一领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源自于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等不同体系的治理话语对于组织治理相关议题侧重不同,影响着社会企业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平衡实践,也可为研究者借鉴用于探析不同社会企业治理机制与组织目标实现之间的可能关系。

 

 二、治理话语:管理主义VS专业主义

 

社会企业的治理是为达成组织设定目标、确保管理与策略的指引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以增强组织的生存发展能力,进而实践组织的宗旨与使命的过程。社会企业作为营利与非营利活动的混合体,其治理有可能成为一种营利的管家模式与非营利的民主模式的混合体,同时,经济与非经济目标的共同追求也会带来各种紧张与矛盾。

 

官有垣等提出,环境脉络因素及各种不同制度性因素在阐释社会企业治理功能上的作用需要得到关注,其中环境要素、过程与时间是三个重要变量。组织的规模、组织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组织的所有权结构、制度压力的驱动与过程等,这些变量都会影响组织治理的功能运作。台湾社会企业治理研究显示,董事会功能角色较弱,而执行长或管理者是驱动组织治理发展的主要动力。执行长与副执行长层级与社会企业单位领导者有无商业管理与产品服务销售经验,与社会企业的发展高度相关。


但是,董事会在确保社会企业治理可以联结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上,扮演关键性角色。香港社会企业治理则多以不同方式吸纳商业人才与董事,以增强其商业营运能力,甚至成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社会企业运作或完全以商业化股份制激励股东及员工,这些不同机制也使得各家社会企业双重目标的不同平衡点定位不同。香港社会企业多向政府与市场问责,较之参与式治理概念中向会员问责不同。

 

迈尔和迈耶分析比较了非营利组织治理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国别以及组织层面治理研究与实践的关注点之差异,包括这些差异限制带来的研究断层,尝试将这些治理的多元视角与整个治理体系加以综合,从话语分析理论视角提炼出其治理分析框架。[16]如表1所示,他们识别出非营利领域的五种组织话语,即管理主义、专业主义、草根、家庭式及公民;分析了这些不同话语对于组织治理相关的三大议题,即“组织向谁问责”、“组织达成何种绩效说明其是负责的”以及“何种结构与过程可以确保问责性”的不同答案。

 

组织实践过程中,几种话语权重不同,长久以来,非营利组织受到专业主义影响,由专业人士主导,尤其是那些身处于社会服务、健康照顾、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组织。专业主义强调融入医疗、教育、社会工作领域这些可能恰好与商业化实践对立之专业人士。而新近受到新管理主义规制影响,管理主义话语显然在非营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主义主张以私营部门的管理技巧来管理公共部门专业人员,这些技巧包括绩效测量与激励制度,非营利组织可以也应该遵循公司管理知识与实践。


管理主义话语下的治理,视非营利组织为生产产品或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商业组织,其中心议题是效率、效益、资源、策略。组织当选择那些导向有效率或有效益使命达成的手段。决策过程也应当遵循理性管理流程,即定义目标、在目标信息与技术知识基础上进行规划,执行措施达成目标,定期评估措施是否有效率或有效益并进行改善。管理主义是未来导向的,认为组织需要持续快速改变以适应快速变迁的竞争环境。

 

专业主义话语源自传统医学与法律专业,视非营利组织为一群用其知识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专家,重点关注组织面临的挑战与其实质性工作质量。因组织工作性质复杂需要酌情处理,因此组织决策过程是去中心化的。员工工作很少受到督导即刻指导与反馈,而是接受其各自专业理念与方法指导,并非完全结果导向而是忠于其专业伦理。服务提供也非因市场需求导向而是基于某种立场与信仰,工作品质至关重要,安全也是关注重点。虽然接受有效率使用资源的观念,但是用企业化方式获取增加组织资源的意识薄弱,在某些组织,对品质的承诺可能会与其成本效益相矛盾。

 

组织治理体系包含了确保组织绩效可以向相关利益相关人负责的结构与过程,不同话语对于组织治理体系涉及的“向谁问责”,“问责的表现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问责”三方面问题的回应不同。首先,所有组织治理皆须回答“向谁问责”问题。管理主义话语中,捐赠者与资助机构是中心,他们对于组织的贡献被视为高度等同于公司股东。专业主义话语中,组织需优先向那些代表着专业标准的人负责。对于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其监察机构是其需要负责的对象。其次,问责的表现是什么?总体而言,非营利组织以其组织绩效问责,但不同话语对此问题仍有不同观点。


管理主义认为,绩效意味着有成效与有效率的实现明确的使命;而专业主义则视满足专业标准获得同行好评为绩效达成。再次,如何确保负责?这一问题关注治理体系的结构与过程。管理主义话语推崇商业化治理体系,理事会与执行长是主要人士;而在专业主义话语里,问责是通过同行评价以及与业内的其他组织达成的。

 

社会企业在非营利部门的出现,可谓是直接受到了管理主义影响的产物,管理主义话语对于社会企业治理显然有重要影响。关于社会企业治理的两个假设性命题指出,社会企业的董事会功能运作发展更有可能呈现的是营利组织的管家治理模式,而非传统非营利组织经常呈现的民主治理模式;进而,为了适应管家治理模式,社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多倾向于专业基础而非以利益相关人代表为考量。


作为兼具了商业与社会使命的混合组织,除却管理主义,影响非营利部门的其他治理话语是否以及如何在社会企业治理中发挥作用,组织如何在其治理体系中融合不同话语,以平衡双重使命之间的紧张冲突?麦尔和迈耶的治理话语分析框架,尤其是其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话语,可为我们理解源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企业在追求其组织经济社会双重目标过程中的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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