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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metoo运动第一人,伊藤诗织胜诉后

时间:2019-12-20 09:26 | 作者:世界说 | 编辑:csrworld | 点击: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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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控告遭遇性侵案中胜诉。法院裁定,被告山口敬之需向伊藤诗织支付330万日元(约21万人民币)的民事赔偿,同时驳回山口敬之的反诉申请。

 

裁决书中提及,原告“在没有意识且严重醉酒的情况下,被迫在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对此法庭表示,“我们承认原告直到今天仍在遭受记忆闪回和恐慌情绪的折磨。”这正是伊藤诗织在起诉时使用的起诉理由。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承认伊藤诗织是“被迫发生性关系”,在此之前,伊藤诗织两次以性侵罪名向山口敬之提起的刑事诉讼均遭法院驳回。这也是日本法院第一次迎来公开出庭的性侵受害人,根据统计,只有四分之一性侵案件受害人会选择报警,能获得法庭受理的仅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胜诉案少而又少,有勇气面对公众者则是零。

 

为了出庭,伊藤诗织提前准备了一张写有“胜诉”两个字的纸,开庭前,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外,她对蜂拥而来的国内外媒体说: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许许多多条信息,告诉我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和我站在一起,因为我的行动有意义。”

 

 


黑箱

 

2015年4月3日,正在日本媒体TBS华盛顿分社实习的伊藤诗织为了工作签证问题与时任分社社长的山口敬之一起吃了晚餐。喝了一些清酒后,伊藤诗织感到头晕目眩,随后失去了意识。

 

恢复意识时,她发现自己已在山口敬之酒店房间的床上,而侵犯仍在持续。那大约是早上五点,愤怒的伊藤诗织挣脱了山口敬之,并在尖叫和反抗后逃离了酒店。

 

一段时间以后,她决定报警。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社会的保守风气与女性的羞耻感只是问题之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日本的司法系统并不支持这样的控告:

 

在日本,“强奸罪”几乎只有在陌生人动用武力实施强暴的情形下才能成立。一旦受害人喝了酒或摄入了其他可能影响意识的药物,法庭更倾向于将这种情况视为默许。

 

而日本法律所期待的“激烈反抗”几乎没有可能。在日语里,就连面对加害者时,也要说“请(ください)”。人们默认,女性即使是遇见不讲理的事情时,也应表现得像个女人,伊藤诗织同样如此,即使是在发现自己遭遇性侵的那一刻,她说出的也仅仅是“止めてくだいさい(请停下)”。

 

山口敬之非常清楚这些,在事后发给伊藤诗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写道:“即使你坚持认为这是强奸,官司你也绝不可能赢。”

 

一切如他所料。从报警到起诉,伊藤诗织面临的司法道路困难重重。因为她报警时没有哭,第一次接到报警的警察甚至不相信她说的话。2016年7月,东京地方检察院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决定“不起诉”。

 

到此时,伊藤诗织已在反复的询问、质证和陈述中,将那天晚上发生过的一切叙述过无数次,但绝大多数日本公众对此仍一无所知。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做了许多日本人无法想象的事:她在一次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己将继续上诉。这是日本首次有性侵受害者站出来面对媒体镜头,此案随即轰动了整个日本。

 

2017年9月,东京检查委员会投票宣布维持不起诉决定,因为“没有正当理由推翻不起诉”。伊藤诗织在几天后再次就性侵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就自己遭受的身心侵害向山口敬之要求经济赔偿。2017年10月,伊藤诗织出版了心路历程自述《黑箱》;不到一年后,BBC发布了以伊藤诗织为主角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使得这起里程碑式的案件进一步引发全球关注。

 

为什么一起事实如此清晰的性侵案件却步步遇阻处处碰壁?尽管《纽约时报》等媒体已经指出,山口敬之在日本新闻界甚至政界的深厚关系可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但问题远非加害者私人的关系或影响力所能解释。

 

“日本之耻”

 

18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公布以后,日本保守派媒体的评论页上仍旧充斥着这样的回复:“东京地方法院在过家家吗?”“明明作为刑事案件检方不起诉,却在民事案件中以‘非自愿性性行为’被认可,不可思议。”

 

其中一则高赞评论是伊藤诗织再熟悉不过的一句话:“都被性侵了,还能以这样的表情和穿着过来,难以理解。”

 

 

图/ 表示“难以理解”的那则推文 / 网页截图

 

过去几年,伊藤诗织面临的类似质疑从未停过,2017年9月检察院再次宣布“不起诉”后,日本网络舆论呈现出了一边倒式的质疑声音。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既然检察机关已经对酒店监控摄像头、山口敬之的电脑和药物反应等进行了搜查,但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伊藤不应该反省自己吗?也有人坚持伊藤诗织不过是在“仙人跳”,是为了利用山口敬之的资源,诉诸法律不过是没能如偿所愿。

 

2017年12月,为了声援和感谢伊藤诗织,一位名叫伊藤春香的推主在推特上公开了自己曾遭遇广告界著名人士性骚扰的经历,这条推文赢得了15000次转发。一个月后的2018年1月,女演员清水美里也公开指控业内知名制作人曾对她实施性侵。

 

这些推文的评论中,更多女性分享了自己的痛苦经历,但与此同时,这些声援也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受限于同样的法律与社会环境,这些新的受害者们依然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什么。

 

2018年6月,更强的舆论风暴来了。随着BBC《日本之耻》在全球逐步播出,日本网民勃然大怒,甚至有右翼分子将伊藤诗织的案子与日军慰安妇事件相提并论——对他们来说,二者都是虚构出来抹黑和污蔑日本的东西。

 

“明明在审判里败诉了,所以跑到国外的媒体上拼命主张自己的正当性,真恶心。”

 

“在国内伪装成性犯罪受害者失败,没有赢得舆论支持,就跑到海外去通过贬低日本推销自己,真是低劣的手段。”

 

“这就是利用日本人的温柔恶意欺诈的例子。一味地侮辱日本,她是不是日本人也很可疑,早点撕下自己的伪装吧,诗织。”


落后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保守的道德观、阶层论,甚至还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自尊心”……伊藤诗织需要应对的,从来不止是据称与安倍晋三关系匪浅的山口敬之一个人。

 

不再哭泣

 

2017年,伊藤诗织在《黑箱》前言中曾说:“我发自心底感到震惊:自己竟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对一切懵然无知地生活至今。”而自2018年6月至今的一年半时间里,这起性侵案件折射出的今日日本,比她曾经想象过的更为撕裂,也更为矛盾。

 

18日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的铃木昭洋裁判长说:“伊藤女士对朋友和警察所说的受害之事,可以说是证实了性行为是违反本人意愿而进行的……伊藤为了改善性犯罪受害者的状况,公开了自己受害的行为,具有公共性和公益目的。”

 

在网络上无休止的质疑、嘲讽和谩骂当中,另一些声音也仍然存在。其中一条留言这样写道:“希望今后的夜晚,诗织不要再哭着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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