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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昌波:构建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时间:2021-7-7 19:18 | 作者:马广志 | 编辑:csrworld | 点击: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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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傅昌波

构建一种城乡良性互动的关系

马广志:你有过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吗?

傅昌波:我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一个有着良好耕读传统的小县城,也是中国书画之乡。我家在县城的城南大队,父母都是农民,像育秧、割稻、摘棉花、掏红薯等农活,我小时候都干过。记忆最深的是农忙“双抢”季节,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要很早起来去地里,中午家人会把饭送到田间地头,傍晚就跳到田边的小河里畅快地洗澡。

马广志:现在回忆起来,你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傅昌波:这是我人生成长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讲,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从未接真正触过土壤的人是很可怜的。

我干农活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让我了解了农村在经济落后下的短缺和苦难。那时的农村很淳朴,也很便利,就是经济发展不够。现在再去看,老家的面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河流清澈,生态环境良好,公共设施完善,祠堂小庙等许多传统设施也都修复了,称得上是国内美丽乡村的一个样本。

马广志:说明当地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得好,这也正是你的研究领域之一。那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你认为乡村振兴的意义何在?

傅昌波:首先,乡村振兴需要构建一种城乡良性互动的关系。今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时候,国家对乡村振兴做出全面部署,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

过去,由于“剪刀差”政策,城乡差距很大,农村的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国家福利享受、生活水平都比城里差很多,现在则到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年,政府在农村交通、通迅、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很大。所以,现在需要重构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推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乡村振兴就是很好的抓手。

而且,乡村振兴也是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在美国,由于制造业的空心化,出现了“铁锈地带”,中部很多州的乡村发展得并不好。我们探索共享发展的乡村振兴成功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学习。

其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实质就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可以和谐共生。乡村振兴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再塑造。怎么做?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方面要激活乡村现有的人才活力,一方面让更多的城市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

第三,就是乡土再造。传统的乡绅和乡贤其实是农村很重要的治理力量,但在特殊历史时期被破坏得非常厉害,再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很多古村成了“空心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以,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乡土再造的过程。重构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以儒家秩序为规范的“君子社会”,让乡村成为大家一种安身立命的根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毕竟,如果往前追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乡村。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乡村振兴也将为经济发展“双循环”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机遇。

政府要发挥“元治理”的作用

马广志: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发挥作用?

傅昌波:未来,社会组织的主战场应该是在基层,乡村振兴为社会组织发力提供了广阔空间。相比政府和市场可以调动的资源,社会组织的力量很小,但是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方面具有探索、创新、补充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脱贫攻坚是以需求侧为主导或政府为主导,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可以探索供给侧主导,主动寻找能够参与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良好的运行生态,资助型的社会组织要和运作型的社会组织形成分工。

而且,社会组织应该探索混合型组织或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历史上我们不乏这样的模式,比如在历史上,四川、江苏等地都有大量的义渡、义桥、义仓、义学等中国特色的慈善形式,有的是慈善事业的架构,有一些实际就是社会企业性质的架构。

所以,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一定要通过两种形态的创新,一是要构建资助型组织和运作型组织分工协作的良好生态,二是要鼓励和探索更多的混合型组织或是社区企业类的组织。

马广志:其实这两种形态的创新都包含有社会创新在里面,你曾经说过“社会创新的本质是跨界革新和协同合作”,怎么看待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傅昌波:社会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应该是非政府主体,包括各类企业、基金会、科研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以及社区的互助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他们依托不同以往的科技资源或组织形态,主要呈现方式是影响力投资、新型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催化式慈善等。

当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创新的最重要推手仍然是党和政府。政府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着“元治理”的作用,即“治理的治理”。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发展规划,确定基本规则,释放成长空间,建立合作平台。

首先,要进行重新的组合。比如,在乡村振兴中,政府能否借鉴产业引导基金这种模式,对那些致力于乡村振兴中的机构进行补贴,或孵化一些社区利益公司,甚至可以像资助高科技企业上市那样,只要到时退还本金即可。这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数字赋能,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让大家能够便利的交流或寻找合作伙伴。

政府在承担了“元治理”的功能后,更重要的是任务是要“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如何让先富人群、新社会阶层参与进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就需要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要给非政府主体开放空间,允许他们进行探索,比如小型的乡村社区基金会或小规模的慈善信托,既能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也能为乡村振兴发挥作用,一举两得。

马广志:社会组织在通过社会创新参与乡村振兴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如何克服这种不足?

傅昌波:面对乡村振兴巨大的发展机遇,社会组织的“量”还不够,“质”也不尽如人意。社会组织要参与乡村振兴,首先必须要找到真实的需求,而非自己想象中的需求。推动乡村振兴有各种入口,从公共政策的倡导到技术的改良,包括认知的改变,流程的再造等,入口一定要准确。

其次,还要有某种核心能力来匹配这种真实的需求,或者是一种原创技术,或者是从外界嫁接过来的力量。比如,李小云教授的河边村实验,其核心能力就是团队持续、整体的规划和设计。

第三,就是效率要经得起测量。以前那种“拍照式扶贫”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乡村振兴需要项目能够可持续运行。我们中心今年要举办NGC青年创变者沙龙,就是要展示所有在社会创新上的青年创变英雄,而且这种创新是经得起测量的。

最后,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依托本土的生长。社会组织长期立足在一个乡村社区,能够与本土的资源和意愿相结合。很多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还做得还不够,是“通病”,往往是“人一走,茶就凉”。

要给非政府组织广阔的空间

马广志: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重要部分,对于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你怎么看?

傅昌波:社会组织通过慈善资金探索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能转成为社会企业,我认为都应该鼓励,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转,政府也可以作为购买方支持其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变成商业机会,否则,也就不存在社会问题,因为逐利的资本是无孔不入的。所以,社会组织要转型为社会企业,最重要的是通过科技赋能、关系设计和流程再造等社会创新,找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领域所蕴含的商业机会。这往往是很难的。

马广志:你说过,社会创新可以归纳为“新商业”和“新慈善”两个路径。在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和企业如何通过这两个路径来实现社会创新?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傅昌波:“新商业”是跟美好企业、社会企业、B型企业等大致相同的一个概念。某个企业不必有完整清晰的公共使命,只要愿意在向善的道路上付出实际行动,就可以归入新商业。B型企业强调企业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步考虑企业对员工、供应商、社区、消费者和环境的影响,我们倡导的“新商业”不一定从上述所有维度来行动,只要从某一个维度开始行动了,都可以看作是新商业的一种形式。

位于江苏无锡市阳山镇的田园东方是国内首个田园综合体,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通过对乡村的一体化设计和托管运营,不仅探索实现了项目的有效运转,还以此为样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五个城市的铺点建设。

还有广东省清远市的英德红茶,2006年即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然后通过建立地理标志产品库,让地理标志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也走出了一条新型的商业模式之路。

至于“新慈善”,我认为很多慈善资金投资创办的企业都属此类。比如善品公社的投资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碧乡农业的投资方是国强公益基金会。还有在疫情期间,甘棠明善餐饮的联合创始人李品熹通过商业利益共享的方式,将大部分利润让给武汉当地的一些农村合作社,也是对新慈善的一种探索。

马广志:事实上,近年来虽然社会创新有很大的发展,但典型案例并不是很多。你对社会创新的未来怎么看?

傅昌波:我们组织的NGC青年创变者沙龙以后会专门针对乡村振兴设置专题,请行动中的青年创变者分享他们的案例。

图/2021年4月25日上午,傅昌波教授在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新村调研,与广东省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左三)等合影

如前面所说,未来社会创新要在乡村振兴中发展,需要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乡镇层面的关系。政府除了主导发展规划、建立公共平台外,更重要的是给非政府组织以广阔的空间。政府突破原有的无限责任、单兵突进、包办全能的治理思路,也是一种很大的社会创新。让大量非政府力量更多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这应该是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一个重要方向。

企业则要深入到乡村中去,真正将乡村的公共服务和与乡村文化相关的产品作为机构发展的着眼点,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共享发展。

在社会层面,首先要给乡村的自治主体即村委会行政松绑,给他们空间,让他们真正能够组织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大量的社会组织则应该在乡村建立一些试验基地。

当然,社会创新相关的研究机构、各类智库也要沉下去。我们考虑到乡村建立几个社会创新实验田或基地,现在正在选点,希望能够对乡村振兴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扎根乡村,开展农村自治、扫盲教育、公共卫生建设等各种社会实验,现在是知识界行动起来开展“新乡建运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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