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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千山:社会组织强大了吗?

时间:2019-5-30 14:26 | 作者:叶千山:社会组织强大了吗? | 编辑:csrworld | 点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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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6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委托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所做的“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发布。研究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为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86%[1]。徐永光先生2015年在“2015新常态下的公益事业发展论坛”上以《公益经济从找回丢失的GDP开始》为题做了主题发言,认为按照目前政府的统计口径少算了社会组织的GDP。N-GDP成果的发布可以看做是徐永光先生近年来使社会了解社会组织作用的努力之一。

 

一、社会组织的贡献有这么大吗?

 

N-GDP的测算耗时两年,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9名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相信不论从理论模型还是抽样方法以及GDP的计算方式等方面,专家们都是做到了技术上的无可挑剔。这种要为社会组织找回面子和存在感的努力是可敬的,但其实际作用恐怕是不如人意了。

 

1、社会组织并不“社会”,N-GDP的说服力不强

 

课题组确定的测算对象为截至2016年底在民政系统登记的70.2万家社会组织,包括33.6万家社团、36.1万家社会服务机构和5559个基金会。

 

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社会组织中的社团、基金会属于“S门类”(包括91-96大类)中的952和953中类,而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个类别并未见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按照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行业”的说明:“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这样一个定义以及实践上把社会组织和公共、社会保障归为一个大的门类来看,我认为这种分类体现了相当一部分社团、基金会仍然承担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这样一个认识。

 

2017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把事业单位分为行政类、生产经营类、公益一类、公益二类等。


事实上社会组织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公益一类和二类的事业单位。N-GDP的目的,我个人猜测,主要是为了引起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重视。但是,N-GDP测算的社会组织肯定会包涵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因此N-GDP的数值再高,也不会达到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2、从捐赠总量上来看,民间社会组织接受的捐赠量有限

 

无独有偶,早在2015年4月,何道峰先生也在《用公益市场化开辟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一文中乐观认为“虽然现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规模还不是很大,只是千亿规模,但是十年之后,发展成万亿规模并非不可期待”,而更早之前,2013年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他当时的预测是“未来十年”“中国捐款的规模达到3000亿至5000亿是可以期待的”。

 

2018年的《慈善蓝皮书》中,“2016-2017年度慈善捐赠报告”一文中,2016年的社会捐赠总量是1458亿元,2017年预测为1558亿元。报告数据来自于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监测数据。而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所显示的社会捐赠数据却要保守得多,2017年全社会捐款为754.2亿元,2016年为827亿元。即使按照比较乐观的慈善蓝皮书的数据,社会捐赠总量从2010年的1032亿增长到2016年的1458亿元,7年时间也不过增长1.4倍。

 

而按照民政部统计公报的数据,2010年社会捐款696.8亿,2017年764.2亿,8年间也不过增长1.1倍,

 

此外,据《慈善蓝皮书》数据,2016年的社会捐款有51%是捐给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不难想象,流向民间社会组织的捐赠资金又有多少(基金会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属于事业单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N-GDP的计算,还是何道峰的乐观预期,实际上是缺少说服力的。


 


二、第三部门理论适合中国吗?

 

相关专家及行业内人士,经常引用西方的“三部门”治理的理论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出谋划策,呼吁要让社会组织从政府的“伙计”变为“伙伴”,但是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社情吗?

 

1、 “拿来主义”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是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发展而来的。1830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后,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写到,“美国人无论老少、贫贱、脾性,都永远在成立组织。这里不仅有人人参与的工商组织,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种类——宗教类的、道德类的……在所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新领域的开拓过程中,在法国你会看到政府的作用,在英国你会看到新贵族的作用,而在美国,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民间组织在发挥力量”。

 

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民族国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植根于其文化、信仰、历史、制度等各方面的社会治理模式,套用到中国身上,既枉顾中国国情,实践上也难以取得成功。

 

2、社会组织的能力不足,难以承担重任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包揽。改革开放后,社会问题主要还是依赖政府解决,其次是通过市场的力量,最后才是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组织对社会的贡献常被忽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政府和市场解决的。而社会组织的影响从社会的认知来说是对其公益行为的感知。政府的作用可以理解,市场的作用是占据社会组织半壁江山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法之后改称社会服务机构)以商业途径进入公益领域的。这也是徐永光所解释的N-GDP的第三个偏差,“民办教育、民办医院、民办养老院等,大量是公司在办,它们所产生的GDP也就相应计算到公共服务和商业中去了。”这些民非机构,不是我们认为的纯公益机构,实际上从社会认识上来看,其商业性大于公益性。

 

因此,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谈社会组织的贡献,这些社会组织大多数社团有体制性质,民非有商业性的一面,这也是N-GDP并不具有很大说服力的原因。

 

实际上,社会对社会组织贡献的认识,主要还是映照纯公益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而纯公益的社会组织,主要还是以基金会为代表,但是基金会数量少,能力有限,发挥的行业支持和建设作用并不强。

 

因此,不论是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等社会事业,还是在动员社会资源等方面,纯公益的社会组织都难以和行政力量及商业力量相提并论。后者如腾讯公司发起成立的腾讯公益平台,大病众筹的轻松筹、爱心筹、水滴筹等。腾讯“99公益日”活动已经成为公益界的年度盛事,轻松筹成立3年平台募集资金200亿元左右,至少在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家以纯公益为进路的社会组织能做到的。

 

三、社会组织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社会组织,或者说公益组织的社会价值到底在哪?对于这一点,北京大学金锦萍老师的观点值得借鉴,她认为,“如果想通过这一结果影响决策者,‘仅凭百分之零点几的比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如果决策者是功利主义者,‘这个比例可有可无。’”

 

金锦萍表示,“用经济价值去衡量社会组织的价值,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比如吸引社会影响力投资方面,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要‘用我们的价值观去要求他们向我们靠拢’,而不是相反”。

 

社会组织或者说公益的价值不仅在于GDP的贡献,如果仅论GDP的贡献,一是如前所述, N-GDP计算的社会组织一部分具有行政和商业性质,发挥的是行政作用和市场力量;其次,如金锦萍所说,我们用经济价值逻辑套在社会组织身上,不适用也不公平。

 

社会组织或者公益的价值在哪?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认为“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不是单靠经济价值能够测出来的”。

 

而我个人认为,社会组织,准确地说,公益事业的价值在于营造一个人心向善、更为和谐的社会氛围,这其中,公益组织发挥着传递价值、教化公众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公益组织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从大病众筹的乱象,到“一元购画”“同一天生日”等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既看不到公益组织的专业性,也看不到它们要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行业,互联网公益之前被政府所主导,互联网公益时代被商业所绑架,这才是社会组织,不,是公益行业,应该警醒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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